陶东风 | 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生命政治吗?

陶东风 | 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生命政治吗?

July 21, 2026 · 44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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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讨论了陶东风教授对希尔盖·普罗卓罗夫的著作《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的分析,探讨了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特征及其与西方主流理论的区别。

编者按:2016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政治学教授希尔盖·普罗卓罗夫(Sergei Prozorov)出版了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苏联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生命》(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这是首部从“生命政治”(Biopolitics)视角系统剖析苏联社会主义的学术专著。它打破了传统的极权主义范式,通过批判性地对话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和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等西方主流生命政治理论,揭示了斯大林主义独特治理逻辑。这似乎是一个关乎到中国人自身的话题。广州大学教授陶东风聚焦普罗卓罗夫《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论证斯大林主义拥有独特“建构主义”生命政治:不同于自由主义/纳粹的“自然主义”保护现有生命,它旨在通过意识形态转化、暴力清除旧生命形式,强行塑造“苏维埃新人”,使社会主义从理念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该模式将意识形态直接转化为生命政治实践,导致极端死亡政治。作者借此弥补西方生命政治理论忽视社会主义的盲点,并启发对中国毛主义生命政治的思考。 自福柯第一次系统阐发“生命政治”概念以来,西方生命政治研究一直聚焦纳粹主义与自由主义,很少有人将之应用于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政体还是作为意识形态。福柯(M.Foucault)、阿甘本(G.Agamben)、埃斯波西多(R.Esposito)等生命政治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只有其为数不多的言论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命政治,而且即使这些言论也无不将后者笼统归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命政治范畴,对其特殊性则未能给予应有关注。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中,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政治与经济研究系(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University of Helsinki)教授希尔盖.普罗卓罗夫(Sergei Prozorov)的《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苏联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生命》(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一书就显得极为非同寻常,它要弥补的正是上述缺憾。本书不但是“第一本从生命政治角度研究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的书”(见该书封底介绍),而且它力图证明斯大林的生命政治具有一整套不同于西方主流生命政治的理念和操作方法。 一、一个双赢的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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