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集探討馮哲芸的新書《唯紅花綻放》及其對中國身份認同的看法。
編者按:7月15日香港警方國家安全處與海關採取聯合行動,搜查旺角兩家獨立書店——「留下書舍」及「田園書屋」。行動中,警方拘捕了5人。據報,案件源於海關早前截獲一批海外寄港的書籍,警方指這些書籍及書店展示、出售的刊物具有煽動意圖,可能引起對特區政府或執法部門的憎恨。其實在前一天7月14日,「留下書舍」便在社交媒體上發出結業宣告,在宣告中道出了香港書商們目前最大的困境,隨著法律紅線變得越來越模糊,書店發現自己已經「無法明確判斷哪些書籍是可以合法出售的」。據說,海關截獲的書籍中包括2026年4月衛城出版推出的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駐華府記者、前《金融時報》駐北京外派記者馮哲芸的新書《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書評經出版社授權,特別刊發此書作者自序。 機場的入境留置室向來不是我發掘創作靈感的地方。但二○一九年十月那個夜晚,我在北京首都機場,腦海卻思緒翻騰。萬一今晚我被拒絕入境,無法回到北京市朝陽公園附近的公寓,接下來幾個月該怎麼辦?我甚至開始思考,若有必要,該如何從中國境外繼續報導這個國家。過去幾個月,我頻繁往返於北京與香港,採訪香港爆發的反政府抗議活動。然而,離開中國變得愈來愈難。每次從北京機場通關,我都會被邊檢人員攔下來做額外盤問。回程更是麻煩,通常得經歷兩三小時審問。他們會質問我在北京的工作、在香港的活動,並檢查我的手機與公務電腦。那晚機場的警官告訴我,若拒絕接受電子設備檢查將被直接遣返。他說我的記者身分已被列為「關注對象」,每次持美國護照入境中國時都會被系統標記出來。此刻的我身邊沒有手機,坐在留置室的冰冷金屬椅上,思考著自己的處境。過去三個月一連番的奔波與密集的新聞壓力,以及日益針對我本人與報導內容的攻訐已讓我身心俱疲。官方人員曾對我說,即便我在海外出生長大,我本質上還是中國人,理當透過報導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的故事」。* * *接下來那幾年,我被中國官媒貼上「民族叛徒」的標籤,我被指控勾結「境外敵對勢力」,更被嘲諷是一個「香蕉人」。意思是我外黃內白,徒有黃皮膚,內在則全盤西化,藉由華人身分偽裝自己蒐集惡意報導的情報。隨著二○二○年全球疫情爆發、中國關閉邊境,這類攻擊在官媒與社群媒體上愈演愈烈。但矛盾的是,即使面臨無休止的機場盤查與國家監控,我依然有一種強烈的渴望,想繼續留在中國工作。為何這個國家讓我如此著迷,想要持續報導它?又為何在重重困難下,我依然深愛著這裡的生活?這些問題的答案,最終指向了「身分認同」。不僅是我個人的身分認同,更關乎中國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們如何了解「中國人」這個身分對同胞的意義。那天晚上在機場的經歷為這本書埋下種子。最終我獲准進入北京,並繼續在當地報導。然而,在三年後的二○二二年,我的好運終於用盡,中國拒絕讓我再次入境。於是,我開始動筆寫下這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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